一、夏曦其人及1931年的斗争

提起湘鄂西苏区“肃反”，当年亲历的红军战士和苏区干群无不神情激动，心有余悸；提起夏曦，则无不为之变色。

夏曦，字蔓伯，1901年生于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早年曾为毛泽东校友。1919年加入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不久与毛泽东、何叔衡、柳直荀等人在湖南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成为王明宗派小集团里的“二十八宿”之一。

▲夏曦

夏曦是如何到湘鄂西苏区来的？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米夫的支持，篡夺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他提拔了一批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其中以张国焘、夏曦等为得力干将，向全国各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和领导干部。

3月初，夏曦被作为中央代表，肩负执行王明路线的“重任”，派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夏曦一到洪湖，借口批判李立三“左”倾路线，撤销了邓中夏红二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红二军团为红三军，军长贺龙。

3月27日，夏曦在瞿家湾主持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由他自任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独掌党政军大权。为了加快贯彻执行王明“左”倾路线，4月15日在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中央分局成员周逸群缺席的情况下，夏曦主持召开了中共湘鄂西特委会议，作出了《湘鄂西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有严重“左”倾错误的文件。

6月17日，夏曦又召开了扩大会，由各县县委书记参加，宣布撤销中共湘鄂西特委，成立中共湘鄂西省委。临时省委名义上负责日常工作，但实际上一切决定都由夏曦口出。

1931年夏天，湖北遭遇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水灾。洪湖苏区湖泊众多，河水暴涨。国民党军想利用洪水实行“水淹苏区”的计划，在监利县的上车湾、朱三弓等地掘开了荆江大堤，使洪湖苏区顿成汪洋泽国，瘟疫大作，死伤枕藉。

不久，国民党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面对水灾和“围剿”，夏曦束手无策，认为洪湖根据地很难巩固，应当“放弃洪湖”。当他的错误主张受到贺龙、段德昌等人强烈反对时，又矢口否认，说有人传错了他的意思。不料那人当即反驳：“我不敢假传圣旨，那是你的意见。”夏曦无言以对，思谋尽快发动“肃反”，铲除这些异己分子。

此时，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已开始进行“肃反”了。夏曦深感自己的步子迈得太慢。

二、“肃反”前磨刀霍霍

1932年初，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推行“肃反”扩大化经验。夏曦隐隐感到落后于“老弟”（张国焘比夏小一岁)，就加紧了“肃反”的磨刀速度。

于是，夏曦又掀起了贯彻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高潮。1月22日至30日在监利县周老咀召开的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夏曦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全盘否定了湘鄂西特委的全面工作和土地改革的巨大成绩。

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屈阳春表示反对。他郑重地说：“湘鄂西的党和政府以前的政治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分田运动的政策也是为广大贫苦农民所拥护的。不然，湘鄂西这块地盘是怎么得来的？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摸索完善，但绝不是什么‘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希望中央分局尊重事实，对党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屈阳春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们的欢迎，却惹恼了夏曦。他怒气冲冲地指责屈阳春这是在反对党中央，是危险的改组派言论。

在会上，夏曦根本听不进代表们的正确意见，硬把“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争取一两个中心城市”规定为湘鄂西党的中心任务。要求集中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倾向”，强迫红军打城市战、阵地战，进攻武汉等大城市。在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上，夏曦更是左得出奇，要消灭富农。他的这些错误主张遭到了以省委委员万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克鲁)等为首的大多数代表的坚决反对。

夏曦把万涛、潘家辰、屈阳春等人的中肯批评说成是反党派别活动，是反对国际路线。会后不久竟罢免了屈阳春土地部长的职务。这位被贺龙称之为“江南农民运动的领袖”的革命功臣，半年之后就被夏曦残酷地杀害了。

2月中旬，柳直荀（时任红二军政治委员、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才接到参加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立即扮成商人，取水路，从秭归牛镇上船，顺江东下，3月抵监利县周老咀。当他了解到党代会上万涛等人与夏曦激烈争论的实质后，旗帜鲜明地站在贺龙、万涛、潘家辰、段德昌一边，坚决反对夏曦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明确表示，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开展土地革命，巩固苏区，不能重蹈立三路线的覆辙。

▲柳直荀

柳直荀与夏曦共过事（1920年代在湖南），深知其为人阴险。然而，耿直的性格，高度的责任心，使他义无反顾，敢于一捋夏曦的“虎须”。他的言行引起夏曦的忌恨，埋下了后来遇害的祸根。此时，鄂西北独立团与洪湖独立团合编成红八师。夏曦怕放“虎”归山，干脆任命柳直荀为红八师政委，将他拴在自己身边。

4月，王明把持的中央听信夏曦的不实之词，几次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发来指示，把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统统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机会主义两面派”对党、对党中央和国际路线的进攻。硬说湘鄂西苏区内部还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第三党”，“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夏曦接到指示犹如接到圣旨，立即发布《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全盘接受临时中央加紧“肃反”的指示和其他苏区“肃反”斗争的经验。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夏曦终于举起了“肃反”的屠刀。湘鄂西苏区顿时阴霾密布，人人自危。

三、第一次“肃反”，害死约两千人

1932年5月，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开始了。这次“肃反”来势凶猛，规模很大，横扫一切。从军队到地方，自高级领导人、指挥人员到士兵、普通百姓，被杀者不下2000人。夏曦首先拿万涛、潘家辰、胡慎已（红八师参谋长)等一大批党和红军领导人开刀。

“肃反”的开端很具讽刺意味——中了敌人的离间计。

5月的一天，红三军捉到一名国民党特务。他供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潜来湘鄂西苏区的目的是与湘鄂西地方军队、游击队的某些人勾结，准备组织军事暴动。于是，夏曦急忙命令湘鄂西政治保卫局逮捕了有关人员。他亲自审问，采用严刑逼供，使这些无辜受冤者乱说一气。夏曦根据这些屈打成招的所谓“口供”，继续逮捕其他人员，一套十，十套百，牵扯的人越来越多。蒋特的反间计助长了“肃反”的扩大化，以至夏曦把作战中的失误，提出不合他意图的建议的人都说成是“敌特”，“是别有用心的破坏”。首先逮捕了胡慎已、潘家辰及其妻子庄东晓（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反帝大同盟负责人)和万涛等。

夏曦把胡慎已、潘家辰为工作方便而记录在本子上的干部、党员名单，都当成是“特务”“改组派”的组织名单，按名单一一逮捕，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格杀勿论。庄东晓后来回忆说：“我和潘家辰一同被捕，从此互相隔离，再无见面。洪湖沦陷前夕，被作为‘改组派’分子关押在瞿家湾的一大批同志几乎都牺牲了。杀我时，因为敌人的马队逼近，来不及杀了，我才幸存下来。”

在第一次大规模“肃反”中，还有一对夫妻惨遭毒手。他们是沔阳县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栩栩和沔阳县苏维埃执委会妇女委员长石青。

1932年6月23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在夏曦的高压下作出了《关于解散沔阳县委，开除栩栩党籍的决议》。当晚即由省委书记杨光华、尉士筠带领湘鄂西警卫团，从几十里外的瞿家湾赶到峰口，包围中共沔阳县委机关，当场抓捕了栩栩、石青、沉沉、冯纯、郑重、邓耀等沔阳县委全部委员19人，定为“重要反革命分子”。并把一批区委书记、支部书记调回瞿家湾一一杀害。

沔阳县委书记栩栩遭到毒打，被关进了蚊虫肆虐的囚室。12天之后被杀害。

栩栩，本名许炎生，号美卿，沔阳人。是“湘鄂西四大文豪”之一，被害时年仅29岁。

栩栩之妻石青被逮捕时即将生产，被拘押于瞿家湾，关押中生下一男孩，一周后委托一李姓农民代为收养。7月5日与丈夫同时殉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肃反”运动，身为湘鄂西省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后降为副局长)的彭国才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彭国才生性耿直，当面愤慨地指斥夏曦：“开辟和发展湘鄂西苏区的党员、干部都成为反革命，只有你这个白面书生是红色战士吗？我看你是来找岔子的！”

夏曦恼羞成怒地撤销了他的职务，给他扣上“同情反革命，放跑被关押的改组派重要分子和高级干部”的罪名。7月，彭国才撰写《洪湖斗争血史》一文，连载于谢觉哉主编的《工农日报》上，借以批驳“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种种错误论点和做法。月底，夏曦下令逮捕彭国才，随即秘密处死。

夏曦大搞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被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遭到残酷杀戮。

当年的赤卫队长戴美伍回忆说：“戴灼弟是我叔叔，当时任湘鄂西联县政府秘书，由于彭国才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与我叔叔关系极好，彭国才被杀以后，我叔叔也被逮捕。1932年9月，被活埋于洪湖岸边的邓家台附近。”

87岁的韩翠娥老人向笔者哭诉丈夫周天星烈士被错杀的经过时说：“我丈夫当时是沔阳十一区区委书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32年9月份，湘鄂西省政府撤出洪湖时，由夏曦下令，将我丈夫周天星和其他一些‘改组派’，先用铁丝穿着锁骨带到指定地点，再用麻袋装着，用木船运到洪湖，抛到死眼沟淹死。”

夏曦在7月8日写信给中共中央关于“肃反”的邀功报告里，开列的党、政、军、群众组织的黑名单就逾千人。夏曦在报告里讨好王明说：“反革命分子还多着呢，有的现在不便公布，我过去对‘肃反’太忽视了。以后更要加紧，一刻也不放松。”

四、第二次“肃反”，三万人只剩一半

正当湘鄂西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的时候，蒋介石命令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以其左路军10万余人，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兼任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任副司令官兼总指挥。1932年8月上旬，徐源泉亲率三个师集中进攻洪湖中心区，形势十分险恶。

在“打阵地战，固守洪湖苏区”还是“打运动战，集中兵力寻机各个击破”的战略问题上，多数红军高级指挥员都赞成后一种。而以夏曦为首的少数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分子坚持前一种。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各不相让。夏曦运用他的权力，悍然发动第二次“肃反”，借机把有不同意见的人都除掉。

戴补天，原名贵舒，湖北公安县人。曾随段德昌、贺龙转战大江南北，为创立洪湖苏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著名的游击战、运动战能手，作战骁勇；又是理财专家，一直跟随在贺龙身边工作，曾任湘鄂西农民银行行长，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财政部长。他不同意夏曦“打阵地战、消耗战，寸土必争”，“用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在一次会议上，他同夏曦争论起来，夏曦立即命令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江奇（又名姜琦）将他逮捕，诬为“改组派”。8月12日，戴补天和60多位“反革命分子”一起，被五花大绑押向瞿家湾附近的洪湖边，强行推入湖中淹死，时年31岁。

张应南，洪湖人，红九师参谋长，足智多谋，与常胜将军段德昌珠联璧合，配合默契。岂料，一夜之间战将成了罪人。1932年10月，他被诬为“改组派”遭秘密杀害，时年32岁。张应南临死前曾给贺龙留下一纸遗书：“第一，我不是改组派，夏曦专横跋扈，无人敢为我申辩，今后你要为我说直话。第二，夏曦大杀内部同志，是错误的，今后你要为我重申这个意见。以后不能再杀了。第三，不要忘记苏区人民，现在就要回洪湖开展游击战，革命才会有出路。”

1932年9月中旬，由于红三军被迫执行夏曦“死守洪湖，以阵地战阻击敌人”的错误指示，红军损失惨重，整个洪湖苏区中心区被敌人占领和包围，湘鄂西省政府、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失守。

早在第一次“肃反”之前就得罪夏曦，被他扣上许多罪名的柳直荀，看到许多曾经出生入死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指挥员都被逮捕、杀害，特别是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惨死，义愤填膺。他找保卫局的人辩论，写信质问夏曦。夏曦不仅不听他的劝告，反而诬陷他是“极端危险分子”“改组派”，撤销了他在红军里的所有职务。在瞿家湾失守的前一天，柳直荀突然不见了，谢觉哉他们以为柳直荀因事外出了。后来才得知他是被江奇奉夏曦之命秘密抓走了。后押到监利县周老咀，残酷折磨之后于9月14日深夜被枪杀，时年34岁。

在洪湖苏区即将失陷、夏曦率部仓皇逃跑时，竟不忘处决“犯人”。枪毙来不及了，就统统推入湖里活活淹死，一次就是上百人。

原来近3万人的红三军主力，撤出洪湖到达大洪山时只剩下1.5万人，枪多于人，有枪没人背。连与党中央联系的唯一一架发报机也由于懂行的人被杀，无人会用，抛弃了。

在此次“肃反”中被错杀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还有：

彭之玉，湖北江陵人，红七师政委；

段玉林，湖北石首人，红八师师长；

屈阳春，湖北石首人，江南农民运动领袖；

崔琪，湖北监利人，湘鄂西省政府主席。

五、第三次“肃反”，段德昌等惨死

1932年10月，红军冲出重围后到达大洪山。夏曦因丢掉洪湖苏区，怕受到中央指责和引起广大干群的反对，在枣阳县王家店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假惺惺地总结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讨论部队行动方向。

段德昌直言不讳地批评夏曦：“不懂军事，只知道蛮干。光要红军同数倍于我的敌人硬拼，结果把湘鄂西几万红军搞得只剩下一半人。‘肃反’把红军搞垮了，把苏区搞丢了！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夏曦非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我是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办事。洪湖苏区失败主要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之警觉性异常不够。”

在讨论部队行动方向时，段德昌认为应该恢复洪湖苏区，大多数领导人也表示赞同。但夏曦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信心，主张部队绕道豫西南转往湘鄂边山区。贺龙、段德昌对此极力反对。段德昌对贺龙说：“军长，我只要求将队伍交给军部，给我40条短枪下洪湖。三年以后，如果洪湖根据地不得恢复，红军队伍没有扩大，我提着头见你。”

夏曦将段德昌的言行视为反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活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33年1月，红三军经过7000里长途行军，辗转到达湘鄂边。红三军先后攻占了鹤峰和桑植城，减员很大，急需休整。盘踞在湘西的土著军阀陈渠珍慑于红军声威，表示愿意让出部分地盘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贺龙、段德昌、关向应表示同意，认为这样有利于红军休整，开展群众工作，恢复湘鄂边苏区。但夏曦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认为这是与敌人妥协，拒不同意，并强令部队向陈渠珍进攻。结果反被陈渠珍击败，红三军被迫退出桑植，返回鹤峰休整。

鹤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部队严重减员，不能久驻。段德昌和红九师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回师洪湖。夏曦却把“打回洪湖去”的意见视为“改组派”企图分裂红军的阴谋，是破坏恢复湘鄂边苏区路线，认为红九师党员大部分是“改组派”。他不经中央分局讨论，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反对，再次悍然进行第三次“肃反”。

1933年3月，当段德昌率师在外线出击敌人，进攻四川的黔江、彭水、津市，又转回鹤峰消灭一部顽敌，回师军部所在地邬阳关时，突然接到中央分局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通知。段德昌刚走上吊脚楼，就被江奇带领的保卫局人员死死抓住并下了枪，随即钉上脚镣手铐。在关押审讯期间，夏曦对段德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使用种种残酷的刑罚，企图使段德昌屈服。

对于段德昌的被捕，贺龙十分震惊。他力劝夏曦不要杀害段德昌，因为敌人惧怕他，他在洪湖苏区威信很高，可以派他到洪湖去发展游击队，恢复洪湖苏区。夏曦恨段德昌入骨，岂肯放了他？夏曦板着脸对贺龙说：“逮捕段德昌是中央分局的决定，枪毙段德昌已经上报党中央了。你是党员，要绝对服从。”

贺龙无力回天，只得来到囚禁段德昌的破草房前，忍着内心的痛苦，默默注视这位曾经同自己并肩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火龙将军”，不禁潸然泪下。贺龙哽咽地问段德昌还有什么遗言，段德昌断断续续地说：“我只觉得可惜，没有死在战场上！我知道你也没有办法。连你胡子也救不了我，还有谁能救我？希望全党团结起来，再不要自相残杀了。”

1933年5月1日下午5时，夏曦在巴东金果坪江家村召开了所谓“公审大会”，这是“肃反”以来唯一的一次。他要借这次处决段德昌的机会大造舆论，警诫那些反对他的人，宣布段德昌的三大“罪行”：一、阴谋分裂红军；二、企图煽动暴动；三、对抗中央分局。总之，是最大的改组派头子。

段德昌大义凛然，一一加以驳斥。夏曦气急败坏，命令江奇赶快把他拉出去枪毙。在场的军民全都含悲忍痛，泣不成声。贺龙也难过地背过身去，悄然洒泪。

行刑时，江奇要段德昌跪下受刑，段德昌傲然挺立在山坡上，坚决不跪。江奇气急败坏，命令瞄准开枪。

段德昌高声喊道：“不要用子弹！子弹来之不易，留下子弹打敌人。找把快刀来吧！”

江奇却偏偏找了把钝刀，一连砍了几刀。

段德昌，这位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倒在了夏曦的屠刀之下，年仅29岁。

▲段德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

与段德昌一同遇难的还有王炳南，红九师参谋长。他受刑时因腿被打断，头肿得如笆斗，不能站立，由两人架着处死，惨不可言。

陈协平，湘鄂边独立团政委，31岁。关押期间十指被折断，浑身肉烂生蛆，行刑时昏迷不醒。江奇竟残忍无比地令人用石头将其头颅砸碎。

周小康，湘鄂边特委书记。

这次“肃反”，夏曦杀红了眼，大批干部被杀，使红军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

六、第四次“肃反”，贺龙被彻底激怒

连续发动了三次“肃反”的夏曦，这时觉得什么组织、什么人都靠不住了，他把90%的党员团员都看作是有问题的“改组派”。

1933年夏，在鹤峰毛坝的一次中央分局会议上，杀红了眼的夏曦完全失去了理性。他不顾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反对，荒唐地作出决定，解散部队中的党团组织、省苏维埃政府等政治机构，胡说什么“党的活动被改组派利用了，非解散不可”，并继续进行第四次“肃反”。

贺龙忍无可忍，愤怒地说：“解散党，我不同意。”

夏曦冷冷地说：“你入党才几天，懂什么？你有何资格阻止我？”

贺龙被激怒了。他几乎是吼叫着质问夏曦：“你又懂什么？你只知道屠杀自己的同志。你为什么是非不分，忠奸不辨，把自己的同志都当作敌人？跟你争论，不赞成你的主张的党员、干部就是反对中央，就是‘改组派’、反革命、第三党，那你呢？你是圣人，是百分之百绝对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湘鄂西苏区是谁创建的？是被你屠杀的那些忠诚的将士们浴血奋战换来的。而你一来都做了些什么？我只知道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你这个样子。我跟共产党跟定了，解散党，我坚决反对！”

揭了夏曦的遮羞布，夏曦气急败坏，暴跳如雷：“贺云卿，别人怕你，我夏曦不怕你！你做过国民党的军长，你会一心一意跟共产党？我早就怀疑你是改组派的头头。你给我写‘自白书’！”

贺龙冷笑着说：“你说我是‘改组派’头头，人证物证呢？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你又是何面目？你给我写‘自白书’！”

夏曦像被扣住七寸的蛇一样，软了。他作“贼”心虚。早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和苏区中央局领导联名写信并发来电报，严厉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如何粉碎反革命“围剿”作了明确指示，不同意夏曦的错误主张。夏曦把信和电报都隐瞒起来，直到红三军转移到陕西漫川关时，才不得已告知贺龙。

夏曦对贺龙是恨之入骨，可又无可奈何，总想找碴子整贺龙。

有一次，部队转移到竹林关，夏曦故意派人把贺龙的警卫员抓了起来，缴了他的枪。 贺龙按捺不住怒火，走到夏曦面前，掏出自己的勃朗宁手枪，拍在夏曦的桌子上：“这里还有一支，你要吗？想你也不敢要。”

夏曦以为贺龙要枪毙他，吓得脸如死灰，半天说不出话来。

被“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迷住了心窍的夏曦听不进贺龙的忠告，继续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经过第四次“肃反”和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红三军连湘鄂西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湘鄂边也守不住了。历尽千辛万苦，转战到湘鄂川黔边地区时，主力只剩下不足3000人，处境岌岌可危。

1934年6月，红三军占领贵州沿河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举行会议，初步批判了夏曦的“左”倾错误，结束了夏曦对红三军的错误领导，及时挽救了红三军。

后来，夏曦对错误有所认识，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36年2月，在红二、八军团长征途中，夏曦于贵州毕节县七星关阵亡（溺水身亡，终年35岁——编者注）。

本文转自：燕梳春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